2016年国家二次房改新政策

利益主体野蛮角力，并最终绑架了国民经济。二次房改实际上是对第一阶段进行的一次拾遗补缺式修正。

为何在此时提出二次房改

其实，早在2009年二次房改的课题就被提到了重要层面。当时，由住建部副部长牵头，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，对深化住房改革问题进行研究。

随着市场演进，那时的市场矛盾就已经开始凸显：强势群体推升房价，将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推入了无力买房境地，而住房设计体系远跟不上市场需求。

如今，这种矛盾更加复杂突出，并将导致市场再次出现停滞局面。

一方面，救楼市政策效应逐渐递减，在促发了一部分真实购买需求提前释放之后，高房价将更多刚性需求挡在门外，尤其在人口净流入城市，这一点尤其突出。

另一方面，一线城市多年的限购政策，将有实力的投资投机资金挡在了门外，影响了去库存的进度，而这里却是现在和将来最热门的区域。

也就是说，在目前制度体系或政策下，不管是有资金实力，还是无资金实力的，都存在一定程度不能痛痛快快买房的问题。长期以往，市场极大可能会再度沉寂。

所以，这种不合理和资源浪费急需一种重新设计的住房体系，来疏导市场，同时平滑社会阶层关系。

未来的主导思路是什么

从种种迹象来看，未来中国的住房体系设计将更多倾向于“市场的归市场，保障的归保障”这一思路。

在此次启动二次房改过程中，有关人士透露出，“目的在于既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权利，又能使市场规律在住房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”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住房分层设计理念将会成为二次房改的主导思路。实际上，这一制度体系在新加坡获得了极大成功，国内有可能会照搬这一做法。

也就是说，未来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将归入社会保障序列，包括租赁型保障房和购买型保障房。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，市场已经存在的各种名目的保障房，未来将统统归于上述两大类。

而在市场化方面，行政化干预将会全面退出市场，包括取消一线城市限购等政策，实行价格上不封顶策略。从这一点看，北京高地价催发的“被豪宅”化问题，将会通过打开限购的渠道来化解，但这并不会对工薪阶层的保障性住房带来任何干扰。

不过，对商品房存量市场而言，周围高地价引发的新建商品房价格升高，无疑将会推高二手纯市场化商品房价格。

二次房改面临的最大问题

不过，比新加坡国情更为复杂的是，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在100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，都存在着大量无户籍流动人口，并且还在持续流入的过程中。

实际上，这部分人口的住房需求往往是最迫切的，但大都经济实力有限，也是最需纳入保障房的群体。但是，从过去经验看，由于城市既得利益者排外思路，这部分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一直处于悬空状态，并且越是规模大的城市，这一问题越突出。

在二次房改中，现在还无法得知未来保障房的受益边界。即便是受益者扩大到了这些新市民身上，但在落实和执行上依然存在不确定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将直接决定一个城市的房价格局。显然，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城市新市民成二次房改焦点

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，二次房改的大方向主要是围绕满足城市新市民的住房需求，建立符合这一需求和趋势的住房制度。对于这一内容，住建部已经向地方政府进行了通报。

1998年前后，我国进行了首次住房制度大改革，主要内容集中在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在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看来，第一次房改针对的是城市居民，第二次房改将重点放在城市外来人群的新市民化，是符合当今实际的。

这个方面没错的，因为针对本地居民的房改已经接近尾声了。但是对于城市新市民，他们的住房方面的享受，住房保障也好，公共福利也好，这是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，加强对他们的一些保护和扶持的。

据了解，中央层面目前已经确定，在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背景下，逐步放开省会以下中小城镇的落户限制，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、就业吸附能力提升后，更多周边地区的农村居民、小城镇居民进入区域中心城市落户，继而产生住房需求。不过，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解读说，城市新市民群体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带来的拉动作用可能会相对有限。

一次房改更多的是增量，把房地产退给市场来增进更多的需求。现在来看，国家是想通过户籍政策来激发二次房改的总量，这种需求跟一次房改的时候相比弱很多，所以二次房改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。

租购并举制度有望得到突破

除了在大方向上已经明确，二次房改还将推动租购并举制度的突破。知情人士透露，“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已经被确定下来。”杨红旭认为，在一个成熟的住房制度之下，租房和买房应该具备同等重要地位。

租赁和销售应该具有同样的地位，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租赁市场是不规范的。我们以后要通过国家的规章制度完善住房租赁市场，另外在住房保障领域要把公租房作为主体，不仅要涵盖本地居民，也要涵盖城市新市民。只有这样的话，才能把住房租赁市场和住房租赁制度完善起来。